(11) 在立足治国理政外部视角阐释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还立足法治建设内部视角论述严格执法的重要地位。
(一)执法地位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28)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59—260页。
(7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4页。(66)马怀德：《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治政府理论》，载《政法论坛》2020年第6期，第20页。(60)对于重点领域执法体制机制存在的弊端，习近平总书记同样体察深刻。执法部门代表的是人民利益，决不能成为家族势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55)执法体制改革、执法方式创新和执法监督强化，都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在纪检监察领域，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案件审查室于2021年建立执纪执法指导性案例制度，迄今为止已累计发布2批7号指导性案例。(68)习近平：《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更好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载《求是》2022年第4期，第6—7页。不过，如何将因完备性价值而独立的诸部门法结合在一起，仍然只是这个问题的部分内容。
此时，该部门法将会出现另一部法典。[40]参见苏永钦，见前注[5]，第85页。换言之，如果一个拥有完备体系性的部门法，在提取总则上遭遇无法克服的难题，那么法典编纂仍无法成功，这就是总则对于法典化的独特意义。[57]反过来讲，如果立法的结果并不承诺特定价值的不可否弃，那么该法的成文法形式就只是单行法、而非法典，它也不具备法典化的任何可能。
来源：《中外法学》2022年第5期。尤其是，经过那些被称为潘德克顿学派的萨维尼继承者们的持续努力，最终形成以总则为统领、总分则相结合的基本体例，并成为多国法典编纂的典范。
然而，由于前面关于法典理解的限制性条件，边沁这个理论看起来就应当被放弃：一方面，这种几乎包括所有部门法的万全法典，一定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只不过，此时的开放性仍是受制于完备价值的指导，而不能是甩开完备价值的脱缰野马，最终完全依凭立法机关的恣意决定。[29]显然，对法典化而言，第一种情形最理想，因为提取公因式以获取总则的作业必然成功，其法典化再无障碍，这是一种由完全总则导致完美法典化的理想形态。这表明，单行法同时具备规范和价值的双重开放性。
更重要的是，本部门法规范还得必须是完整且自足或完备的。但mn[25]同样不与xa矛盾，它也是合适的备选项，这同样满足体系性的最小要求。简单说，边沁试图制定一部从最大幸福原则中推导出来的、依靠理由交织在一起的统一且完整的法典。结合这些条件，用以支持法典化的价值，一定是拥有完备性的特定价值。
更复杂的情形是，此外一定还存在一些不具备价值完备性的部门法，它们也是作为真正整体之法体系的必备内容。第二，单行法，是法典在概念上的对应物。
同理，如果宪法和行政法是同一法律部门，它们就应当被编入同一部法典，而没有理由分别主张宪法和行政法的法典化。（四）宪法、公法与行政法的法典化 即使到了最后阶段，读者应该仍存留巨大疑问：我所主张的法典理论建立在部门法划分的基础上，但部门法划分却未获得详细的说明，这是否会动摇文章的整体立场？以公私法区别为主线的部门法划分，是个绵延千年的巨大话题，根本无法被一篇文章所包含，但文章的整体论证还是能提供一些基本看法。
法典必然跟部门法划分相关的判断，在日常语言的使用中多有证据。反向表述同样成立：一部成文法，如果不是单行法，那么它就是法典。第二，经过改进之后的法典化一般理论，将会透过对部门法之间关系（尤其是宪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关系）的说明来评估部门法的法典化，最终只会支持特定部门法的法典化（尤其是其中并不包括行政法的法典化），这是后三部分的任务。[56]这当然也是特定部门之法典化要求的实践紧迫性之所在。由此可做进一步推演：如果除了x之外，从xa+xb+xc++xn中提取的，还存在一个独立于x的y，且x和y共同组成了总则，那么提取公因式的独特意义就会出现，y正是提取之后多的那个独特部分。对普通法传统而言，它的实在法就由判例法、法典与单行法所组成。
但真的如此吗？《民法典》只跟法典有关、跟民法无关？更一般性的问法是：法典化理论中并不包含部门法划分这个部分？有一些当然的现象提供了追问的合理性：其一，一国的实在法体系毕竟是由不同类型的部门法所组成，法典化也无法改变这一点。但对很多人而言，获取一国实在法的总则绝非难事，它是现成的，那就是《宪法》。
在这个一般理论面前，民法、行政法、经济法、环境法之类的部门法划分，并不构成法典化的真正困扰。此时宪法的体系化功能在于，它透过对完备价值的尊重，承担了维护该价值的任务：宪法要确保这些价值不遭受挑战，无论是该部门法主动对该价值的背离、还是其他部门法对该价值的入侵。
如果还将原则视为特定价值在实在法上的规范表达，[47]那么总则将由分则之共同规定与价值这两个部分组成。[9]参见朱庆育：法典理性与民法总则，《中外法学》2010年第4期，第494页。
既然法典所要求的体系性，是一种关于本部门法的体系性，且本部门法本身就蕴含着本法与他法的区别，所以它就必然包含将本法与他法区别开来的内容。[55]不得动摇完备性的价值，其实并不只是针对立法行为，它同样会限制对法律的理解。然而，反对普遍性之功利原则所支持的万全法典，并不等于要反对边沁的基本思路，只要那个价值只能支持特定部门法的法典化，以及由它得出的法典化并非诸法合体，这种以特定价值证成特定部门法典化的基本方案就具备可行性。因为如果价值是完整的，那么它就不是从分则中提取而来的，如果承认提取必然制造双重不完整的话。
[50]参见苏永钦：大民法典的理念与蓝图，《中外法学》2021年第1期，第57-86页。[29]如果承认无总则之法典仍是法典的合适类型，那么它依然存在法典化的可能。
然而，这些用来表达异类规范的成文法，一方面处在应当法典化之部门法领域中，另一方面又独立于本法之法典。参见张翔：刑法体系的合宪性调控，《法学研究》2016年第4期，第41-60页。
[7]公因式本身是个数学概念，指的是多项式中各项均含有的相同因式，如果用数字来表示，它就是各项系数的公约数。一方面它不同于x，另一方面它也是提取公因式的结果。
[63]面对这种情形，唯一的选择就是诉诸宪法，这就是宪法对于单行法的体系化功能。如此一来，一旦特定部门法具备这种完备的体系性，它就应被表达为法典。这种互不隶属的零散状态，并不因存在分则共同部分的总则而有改变，即使再在多个单行法中提取出共同总则作为本部门的基本法，也无法彻底消除多个单行法互不隶属的零散状态，因为这种基本法式的共同总则仍非完备价值。道理非常简单，法体系一定是关于法律的体系，所以使得法体系得以形成的一定只能是特定的法律。
[26]一旦完备的部门法规范呈现为xa+xb+xc+mn++xn的样态，那么提取公因式将遭遇严峻挑战：唯一可被提取出来的x，也肯定无法涵盖mn。只不过，宪法此时仍不应采取以自身之规定做判断标准的积极介入方式，因为这等于同时否认所有相关的完备价值。
如果不是，那么它凭什么能够弥补法律的漏洞？这难道不是一种典型的范畴错误吗？这个道理如同总则与总论的区别：无法提取公因式的部门法中没有总则，但该部门法的理论中却一定会有总论，因为总则属于真正的法律、总论属于法律的理论，且总则会与法典化有关、总论却与法典化无关，否则所有部门法都将法典化。既然本部门法的所有规范均已获得，这意味着归纳的对象已经穷尽，这种完全归纳的该推理结果就必然为真。
[59]See Gardner, supra note [17], p.89. [60]当然也包括，不具备完备性价值之部门法以成文法方式的入侵。[64] 所以，尽管宪法的确扮演了单行法的总则，但它依然只是假总则：宪法只是被当做单行法的总则，而非完备价值一样的真正总则，于是单行法也绝非宪法的具体化。